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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0年前的一朵蘑菇云，让全世界看到了中国挺直的脊背，也看到了大国崛起的身影；50年前的一声惊雷，从此改变了中国的前途命运，也改变了大国间的力量格局。要反对核武器，你就必须先拥有它，这是安全的保障，实力的体现和民族的尊严。
50年过去了，中国，已经从那个任人欺负的“穷小子”，变成了举足轻重的“真汉子”。这个转变的背后，有无数人的奉献和牺牲，有无数人的赤子之心和报国之情。在中国核科学事业的发展史中，有些人的名字被永载史册，有些人的名字却化为烟云。但无论贡献大小，他们都是改变了整个国家命运的真英雄。或许，原子弹爆炸50周年，最该被纪念的不是惊天动地的事件本身，而是这个事件背后，无数个默默付出的无名英雄。
蘑菇云
新中国的逆袭与加冕
（编撰/关小舒）
国家的崛起之路与个人的成功之途其实并无二致，政府间的外交和个人间的人际关系也并没有什么本质上的不同。如果把刚刚建立的中国比喻成一个一穷二白的屌丝，或许也并不算过分。
四处凋敝、百废待兴、内忧外患、腰板不硬，新中国的一切都刚刚起步。那边美国的核大棒随便一挥，这边的我们也就只能忍气吞声。这样的日子，着实不怎么好过。而中国这个屌丝想要挺直腰板，帮助他华丽逆袭的工具，就是后来在罗布泊爆炸的那颗原子弹。
“敌人”的步步紧逼
早在1945年，美国在日本广岛、长崎投下两颗原子弹的时候，毛泽东还当它是“资本主义的纸老虎”，并没有什么可怕。但当他访问苏联，亲自观看了苏联成功试爆第一颗原子弹的纪录影片后，毛泽东就转变了态度。“原子弹确实能吓唬不少人，美国有了，苏联有了，我们也可以搞一点嘛。”
朝鲜战争爆发后，美国更是将原子弹运到了朝鲜半岛附近，预备对志愿军进行攻击。杜鲁门也不止一次在记者招待会上声称，将采取包括原子弹在内的一切必要措施来应付当前的军事局势，更扬言要将原子弹作为普通炸弹来使用。此时的毛泽东和党中央更加坚定了中国要有自己的原子弹这一信念。没实力就要受欺负，没武器就要受威胁。正如后来毛泽东所说：“原子弹，没有那个东西，人家就说你不算数。”在这样的背景下，发展中国核武的计划被提上了日程，中国也正式踏上了艰难逆袭的长征路。
中国要有自己的原子弹，横在这个美梦面前的困难不止一两个。一穷二白的新中国，连个正规的军事工业都没有，国民党留下的破铜烂铁也根本无法派上用场。1950年5月19日，毛泽东亲自批准，在北京成立了中国科学院近代物理研究所。钱三强所长和夫人何泽慧两人，在一个四合院内，开始了中国核事业发展的筹备工作。两个年轻人，一个四合院，两台自行车，两台简易车床，中国的核研究机构就这样有了雏形。中央更是特意从国库调拨了5万美金，让钱三强购买有关的书籍和仪器。据说，钱三强拿到的这沓纸币，已经有了一股发霉的味道，因为这些钱是随着作战部队东奔西走，好不容易保存下来的。
在钱三强的邀请下，核物理学家王淦昌、理论物理学家彭桓武、核物理学家邓稼先、物理学家朱光亚、空气动力学家郭永怀、材料科学家吴自良、核武器科学家陈能宽等人先后从国外归来。放射化学家杨承宗还带回了约里奥·居里夫妇赠送的10克碳酸钡镭标准源，同时，也带回了让·弗雷德里克送给毛泽东的一句话——“如果你们反对原子弹，就必须有自己的原子弹。”
1954年10月，在李四光的带领下，普查委员会第二办公室（简称普委二办）在广西采集到了中国第一块铀矿石。1955年1月15日，毛泽东亲自主持召开了一次保密程度极高的中央书记处扩大会议。会上，钱三强等人用极其浅显的语言说明了原子弹的原理、中国铀矿的分布、开发原子能的设想。后来，这一天被定为中国核能发展的起始日期。毛泽东在会上说：“原子弹这事总是要抓的，现在到时候了，该抓了，我们只要有人，又有资源，什么奇迹都可以创造出来。”就这样，新中国研制核武器的计划正式启动，代号02。
1955年，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通过决议，成立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三机械工业部（1958年改名为第二机械工业部，简称二机部），具体领导全国的核工业发展建设和核武器制造。1956年，聂荣臻，陈云，薄一波组成三人小组，负责指导原子能事业的发展工作。同年，中央在二机部下设立了一个核武器局，对外称九局，大批拥有世界尖端科学知识的高级人才都汇集到了这里。1958年冬，九局局长李觉带领第一批技术人员和解放军一共20多人，来到高寒缺氧的青海金银滩，建设了我国第一个核武器研制基地。1963年初，二机部九局的大部分科研人员陆续地迁到了金银滩的221厂，全面铺开了原子弹的研究工作。
“老大哥”的背信弃义
1959年6月20日，中共中央接到了苏联发来的一封信，称苏联正与美英进行禁止试验核武器协议的谈判。为了避免谈判受到影响，不利于达成协议，苏联政府决定，两年内不向中国提供原子弹的教学模型和图纸资料，两年后看情况再说。听到这个消息，当时负责核工业的二机部部长宋任穷说：“天快下雨了，准备伞吧。”
几个月后，暴雨如期而至。帮助中国发展核武器的苏联专家全部被撤回国，随他们而去的，还有几十个项目，以及几百份合同的撕毁。就这样，中国开始了核武器研制道路上的“自力更生”。
早在中国刚刚决定要发展核武器的时候，中国就向苏联请求了帮助，但被赫鲁晓夫拒绝。经过协商，苏联还是同意帮助中国建立一个小型核反应堆，并培训技术力量。1955年4月，中苏两国签订了苏联帮助中国建立核设施的协议，协议规定苏联帮助中国建立重水原子堆和回旋加速器，提供全套设备及技术资料，并且接受中方人员去苏联学习考察。
1956年，国际形势发生了急剧变化，赫鲁晓夫急需中国的支持，在对中国援助尖端技术的问题上，改变了他原来的态度。中苏两国经过多次谈判，在1957年10月签订了国防新技术协定，苏联承诺援助中国研制原子弹，在模型图纸、原子弹制造技术，以及专家方面给予中国支持。1959年初，苏联派了一批专家来到中国。
本以为在苏联专家的帮助下，中国的原子弹研制过程会按部就班地顺利进行。当所有人都准备大干一场的时候，人们才发现所谓的“苏联援助”的真实面目。苏联专家只愿回答一般性的技术问题，一旦涉及到关键问题，一概闭口不谈，中国因此也就无法得到核心技术。而合约里答应的模型图纸，苏联也迟迟不给提供。而就是这样掺了水的援助，最终也没有维持多久。
“我们可以自己试试，这对我们也是个锻炼。”这就是毛泽东对赫鲁晓夫要撤走援助的回答。苏联的突然撤退，让中国的核武器事业闪了腰。重大项目半路停顿，工厂停工停产，因为没有留下说明书，昂贵的机器也没人敢动。
别人靠不住，那就只能靠自己。苏联专家被撤走后，原来许多只能在这项工作中“靠边站”的科学家被秘密调进了原子弹研究队伍。许多人隐姓埋名，来到了代号“17号工地”的燕山山脉古长城脚下，开始自力更生、自己摸索，秘密进行爆轰实验。但原子弹的研制所遇到的困难，还远远不止于此。
“全家人”的同舟共济
“我以革命的名义向大家募捐，请求你们立即搞一点粮食和副食支援我们的实验基地吧，我们的科技人员太苦了，他们能不能活下来，是关系到国家前途和命运的大事。”这是三年自然灾害期间，国防科委主任聂荣臻为征集粮食时说的话。
1959年～1961年的三年自然灾害，让原子弹研制工作雪上加霜。吃不饱肚子，是横在所有科研人员面前的一大困难。在当时流传着这样一个说法：喝一杯酱油汤或糖水，应坚持工作一小时以上；吃一粒伊拉克蜜枣，应坚持工作一个半小时以上。而理论技术出成绩后，得到的奖励就是粮票。
为了让科研人员吃饱肚子，中央想尽了办法。周恩来常让海军去捕虾捞鱼给他们吃，还让商业部调配黄豆，甚至给科研人员发枪，让他们去打猎。1962年春节，中央宴请一千多名科学家，在人民大会堂请他们吃了一顿肉，这一举动，鼓舞了当时一大批科研工作者。
在国家经济严重困难的时候，中央内部甚至为要不要继续研制原子弹这一问题而激烈争论。陈毅甚至激动地说，就是把裤子当了也要干。对此，中央特意进行了全国范围内的调查研究。在调查了50多个重点单位，三千多名工作人员后，最终得出的结论是：只要各项保障跟上去，1964年研制成核武器并进行核试验是可能实现的。
于是，周恩来，贺龙，李富春，李先念，薄一波，陆定一，聂荣臻等15人组成了中国研制核武器的最高领导机构，简称“中央专委”，统一协调全国力量。1962年，在周恩来的部署下，中央在全国各地抽调了197名高中级科技干部，以及1.5万人的基建力量，迅速安排在全国20个省市自治区的400多个工厂和科研单位里。随后，喜讯频频传来。
1964年1月14号，甘肃兰州铀浓缩厂获得了中国第一瓶丰度为90%的可作为原子弹装料的高浓度铀-235；1964年4月7日，内蒙古包头核燃料元件厂生产出第一套核部件；1964年4月，甘肃酒泉原子能联合企业核部件制造厂生产出第一批武器级浓缩铀金属；在离酒泉不远的404基地，青年车工原公浦切削加工出第一套高浓铀核部件；1964年6月6号，青海金银滩221基地进行了全球爆轰实验。这时候，代号596的中国第一颗原子弹所需的全部核部件都加工出来了，接下来要做的，就是移师新疆罗布泊，进行真正的原子弹爆炸实验。
新疆罗布泊，是中国第一颗原子弹的爆炸地点。罗布泊上，为原子弹爆炸而建的巨型铁塔高102米，共8647个构件。工程兵用飞机、火车、汽车、马、骆驼等工具从北京将铁塔部件运到了戈壁滩，累计行驶了1852万公里，相当于绕地球460圈。试爆之前，共有5058人为了顺利试爆而在艰苦的环境中进行着各项测试。
1964年10月4日，原子弹被运抵新疆罗布泊试验场区。14日晚7时20分，原子弹被送往塔顶爆室就位。1964年10月16日下午3点，一声巨响后，罗布泊的上空升起了蘑菇云。得知原子弹爆炸成功的消息后，毛泽东的第一句话是：“是真正的原子弹爆炸吗？”王淦昌激动地说：“当然是！”
从代号02的核武器研制计划正式启动，到罗布泊原子弹爆炸的成功，中国的原子弹研究经历了近10年的历程。随后的1966年10月27日，“两弹”结合（导弹核武器）飞行试验成功。1967年6月17日，中国第一颗氢弹试验成功。从此，中国摆脱了“核大棒”的威胁，挺直了腰板，成为了“有重要影响力”的大国。
艰苦奋斗、百折不挠、默默无闻、无私奉献，对于中国核武器事业来说，这些词汇并不仅仅只是说说而已。年过去了，我们要记住那些事，那些人，还有如邓小平所说的，我们要记住那个年代。
我愿以身许国：王淦昌
（编撰/柳江美）
1961年4月3日，刚刚回国不久的王淦昌接到了第二机械工业部的一纸通知：刘杰部长约他即刻见面。在办公室，刘杰与钱三强一同会见了王淦昌，并向他传达了中央的重要决定：希望他参加中国的核武器研究，并要他放弃自己的研究方向，改做他不熟悉但是国家迫切需要的应用性研究，最后问他是否愿意改名。王淦昌毫无迟疑，当即写下了王京两个字，并掷地有声地说：“我愿以身许国。”
17号工地
背井离乡、隐姓埋名、绝对保密、断绝与海外的一切关系，就这样，王淦昌投入到了核武器的研制工作当中。到九局报道后不久，彭德怀、陈毅等人还专程来看望了参与核试验的科学家们，陈毅元帅握着王淦昌的手说：“有你们这些科学家撑腰，我这个外交部长也好当了。”
原子弹的研究工作一切都是从零开始，为了培养爆轰实验的队伍，王淦昌专门给年轻人上了一周的培训课，从数学到物理再到实验分析。在所有的工作都准备就绪后，他们一行人就来到了燕山山脉古长城脚下的17号工地。
一座碉堡，几排简易的营房，十几顶军用帐篷，这就是中国第一个原子弹爆轰试验场和部件研制基地。王淦昌和陈能宽在这里带领着一支人员平均年龄只有20来岁的年轻的攻关队伍，一次又一次地进行着爆轰实验。
工地的生活条件非常艰苦，但更艰苦的是科研环境。最初爆轰实验用的炸药和部件，全都是在帐篷里，用搪瓷盆和木棍手工搅拌出来的。在帐篷中搅拌炸药十分辛苦，因为帐篷通风不好，满室内都充斥着炸药粉尘，古怪难闻的气味冲鼻而入，搅拌者还要快速搅动。虽然辛苦，但年轻的小伙子们却都干劲十足，越是苦差事大家就越争着去干，最后干脆轮流搅拌。50多岁的王淦昌也要争着干这个活，大家看着心疼，就把他推到帐篷外，但只要没人注意，他又会回到帐篷里。
作为负责爆轰实验全面工作的领导人，王淦昌对实验的各个环节都要抓。从炸药的研制，炸药成型研究，到爆轰物理实验，再到最后的测试工作，他都要亲自指导。王淦昌从前的研究领域是实验物理，对炸药学、爆轰学、爆炸力学等不甚熟悉。他就只能从头学起，学会了就到17号工地给大家讲课。讲课中时常会遇到难题，他就发动大家一起讨论，能者为师，会者为师。在17号工地，大家都是白天紧张工作，晚上钻研书籍。就这样，经过大家的共同努力，在一次次的实验改进后，终于解决了炸药质量问题。
17号工地的爆轰实验，在王淦昌、郭永怀、陈能宽等专家的组织领导下取得了重大的科研成果。王淦昌先后提出的“炸药透镜法”“真空浇注法”“泡沫法”和德国的“综合颗粒法”等都取得了成功。经过大家的努力，突破了测试工作的技术难关，基本掌握了内爆的规律和实验技术。
随着17号工地爆轰实验的成功，中国的核武器试验也拉开了序幕。有人说，燕山脚下的隆隆炮声，是中国核武器事业爆轰实验的第一乐章。在离开爆轰现场那天，55岁的王淦昌拔下了几根白头发，放在石缝中留作纪念。20年后，他因17号工地的爆轰实验而获得了国家自然科学奖的一等奖。
17号工地的日子虽然艰苦，但人的心却是轻松向上的。正如陈能宽曾经对王淦昌说的：“就是啃窝窝头，也比被人家称作二等公民好多了。”
221厂
1963年3月后，大部分科研人员都要奔赴大西北核试验基地。因为保密要求，王淦昌告诉妻子吴月琴，他要到西安工作一段时间，随后，就前往了青海金银滩。
金银滩地处青海省海晏县，位于金银滩草原中心地带的核武器研制基地，对外称221厂。据说，为了共和国的核事业，当年金银滩草原的1700多户牧民全部搬迁出去，无偿地让出了世代居住的土地。
在221厂，王淦昌依然主抓爆轰实验，也就是“冷实验”工作。爆轰实验分散在几个离他住地很远的实验基地进行，这里远比当年17号工地大得多。为了随时掌握实验进行的情况，他便走马灯似的穿梭在几个实验基地之间。每天，人们都可以看到王淦昌穿着一身统一配发的军用大衣，脚上穿着一双高筒靴，坐着吉普车匆匆而过。在基地，小伙子们幽默地称他为“王老头”。
研制核武器是举国上下的大事，负责这样一份工作，心里的压力可想而知。就连王淦昌在疗养期间，陈毅也会语重心长地问：“你们这玩意儿什么时候造出来啊？”王淦昌只能简短地说：“快了。”
繁忙的工作和巨大的压力也让王淦昌无法时刻保持冷静。工作时，王淦昌的“牛脾气”是众人皆知的。有时工作出了差错，他也会大声发脾气。就连邓稼先这样的老科学家因为实在忙不过来，想要迟一点再上交推导数据，在跟这个王院长请示的时候，心里也是忐忑不安的。晚年王淦昌在回忆录中写道：“任务非常紧迫。原子弹研制，是一个庞大而复杂的系统工程，各个环节都要严格把关。理论方案确定之后，生产实验的各个方面，必须做到周恩来总理要求的‘严肃认真，周到细致，稳妥可靠，万无一失’。
核武器工作保密程度极高，不能向任何人透露一丁点信息，而工作人员的行踪、与何人会面也是有着特殊要求的。一次，王淦昌刚从基地回到北京，还没顾得上喘口气，就又接到了让他立即返回西北基地的命令，他便不得不马上启程离京。后来他才知道，当时来北京的日本科学家想要见王淦昌，而他的身份是无法会见外宾的，于是周总理才通知他赶快离京，返回基地，同时告诉外宾，王淦昌不在北京，无法约见。
在钱三强的提议下，我国在研制原子弹的同时，就已经开始着手氢弹的探索。在原子弹成功爆炸后，身为核武器研究院主管实验的副院长，王淦昌又迅速地投入到了氢弹实验中。1966年初，年近60岁的王淦昌和实验部的同志们一起，制定了爆轰模拟实验方案，在一次次冷实验中解决了引爆设计技术中的关键问题。在氢弹的研制过程中，我国遭遇了文革浩劫，幸好在周恩来的保护下，尖端科技领域还算相对平静。但在那个特殊的时期，王淦昌也依旧无法幸免，也受到过批斗。尽管如此，他还是顶住压力和委屈，始终以科研为重。氢弹原理实验成功后，聂荣臻激动地握着王淦昌的手，而王淦昌只是意味深长地说了一句：“不轻松！”
聚少离多
在戈壁滩，流传着这样一个真实的故事。一对年轻夫妻在通往西部基地路上的一棵树下道别。丈夫对妻子说：“我要去远方工作，可能几年里不能给你写信，但我会天天在心里给你写信。”妻子也对丈夫说：“我也要去远方工作，几年中也无法给你写信，我会天天想着你，就像我们天天在一起一样。”他们分手时，始终也没有告诉对方自己究竟要去哪里，做什么事。而没过多久，在核武器研制工作的现场，这对夫妻不期而遇。虽然双方都穿着工作服、戴着口罩，但两人还是一眼就认出了对方。
像这样因为核试验工作而夫妻分离的例子还有很多，而故事里的主人公还算是幸运的一对，大部分人都与自己的另一半异地相隔，一分离就是几十年。王淦昌因为学业与工作，与妻子和孩子更是聚少离多，很少见面。他的儿子王德基曾回忆说：“我们也不知道父亲干什么去了。母亲说，父亲在信箱里。”
王淦昌与妻子吴月琴的婚姻，是奉父母之命、媒妁之言。王淦昌的童年十分不幸，4岁时父亲离世，13岁时母亲病故。父母去世后，年少的王淦昌和外婆相依为命。外婆早早给他订了一门亲事。女方是大户人家的千金，知书达理、门当户对。年少的王淦昌不敢有违，还不懂爱情是何物的他便懵懵懂懂地与大他3岁的吴月琴成了亲。
王淦昌来到上海读中学时，“五四”运动的浪潮已经影响深远，各处都是“反对包办婚姻”“争取婚姻自由”的口号。年轻的王淦昌在新文化的冲击下甚觉困惑，觉得自己似乎犯了一个错误，成了封建礼教的牺牲品，心灵受到了极大的震动。他不敢让同学知道自己已娶妻子，又不敢在外婆和妻子面前提及新文化运动，这令他十分矛盾。
王淦昌经过自己的努力，顺利考入清华大学。本以为自己的学业和理想正要乘风起航，回到家后却发现妻子刚刚为他生了一个女儿。角色的迅速转变让王淦昌矛盾不已，但贤惠的吴月琴对他说：“你放心走吧，家里的事不用你操心。”大学4年间，吴月琴先后为他生下了3个儿女。大学毕业后，王淦昌未与家人商议便考取了德国的官费研究生。对于丈夫的选择，深明大义的吴月琴也没有任何埋怨。在德国期间，王淦昌师从大家、刻苦钻研，成为跻身于世界科学前沿的知名科学家。1934年回国后，刚与家人团聚没多久，王淦昌便又前往山东大学任教。直到1935年，王淦昌调到浙江大学任教后，他才能够与家人生活在一起。1937年，王淦昌的第4个孩子出生，第一次陪在分娩妻子身边的他倍感愧疚，孩子出世后，他给孩子取名“德基”，以此颂扬妻子“德如磐基”的伟大。本以为再也不会与家人分离的他，却又因中国核科学研究的一纸调令，再次与家人分离。甚至更名换姓，“隐居”边疆。
在研制核武器工作的十多年间，王淦昌基本很少回家，即使好不容易回家一次，也依旧在忙他的工作。吴月琴知道丈夫在做大事，一个人抚养着5个孩子，并把他们全部培养成了大学生。而身为父亲的王淦昌，不仅没能陪伴孩子们的成长，就连3个女儿的婚礼也全都没能参加。
王淦昌90岁寿辰时，他的学生李政道问他一辈子最满意的是什么。他回答说，这辈子，最满意两件事，一个是他的妻子和儿女，另一个就是他的核研究事业。他说，他的妻子一个人把5个孩子都培养成了大学生，功不可没。1998年，这两个相伴了78年的夫妻先后离世。他们去世的时间，前后相隔不到半年。最终，他们被合葬在王淦昌的故乡——江苏常熟的虞山山顶公墓。
致那些被人们遗忘的幕后英雄
——马国惠将军专访
（本刊记者/张家惠）
任何一项惊天伟业的完成，背后都有着无数人的心血汗水和无私付出。在这些人中，能够像程开甲、钱绍钧、林俊德等人那样荣誉等身的只是少数，大部分人都在时过境迁后，成为了被遗忘在角落的“幕后英雄”，成为在泛黄史册中，那串庞大数字里的一员。但是，没有这串“数字”的奉献，也就不会有这项工作的顺利完成。在核试验的工作团队中，有很多被我们遗忘了的“数字”，他们虽“无名无姓”，却做着关系国家命运的大事。“艰苦奋斗，干惊天动地事；无私奉献，做隐姓埋名人。”这是所有参加核试验工作的“马兰人”总结出来的“马兰精神”，同时也是对参与核试验事业人员的绝好描述。
艰苦奋斗，干惊天动地事
核试验事业是如何惊天动地的，人们都已经知道。但人们不了解的是，为了做成这件“惊天动地”的事，“马兰人”是如何用实际行动，践行“艰苦奋斗”这四个字的深刻内涵的。
和当年的马国惠一样，许多风华正茂的学生刚刚大学毕业，就被派往边疆的核试验基地从事核试验工作。从象牙塔到戈壁滩，从学校课堂到核试验现场，这些如今看似有点跳跃的转变，在当时那些还未经历过太多风浪的学生们眼里，似乎是理所当然的事情。这不仅因为当兵的人要做到“一声令下，打起背包就出发”，更是因为在那个年代里，每个人都拥有的火热激情和赤子胸怀。
核试验基地建在荒芜的戈壁滩上，因为水渠旁生长着耐寒、抗旱的马兰花，而取名马兰基地。马兰基地建设初期，条件十分艰苦。科研人员、施工部队和后勤保障人员住在帐篷里或半地下的地窝子里，高低床、纸箱子、火炉子，这几乎就是他们的全部“家具”。
居住条件简陋或许不算什么，但恶劣的气候环境却实在折磨人。夏天，大漠上的地表温度高达60℃～70℃，参加核试验任务的指战员头顶烈日，在酷暑中一干就是一个夏天；冬天，零下20℃左右的低温下，照样野外作业。晚上，住在不太保温的帐篷里，格外寒冷。特别是下半夜火炉熄灭后，很多人都会被冻醒。为了御寒，大家都把皮大衣垫在身子下面，把棉衣、绒衣全盖在身上，有的同志甚至戴着皮帽子睡觉。戈壁滩上时常刮大风，常常会把帐篷刮倒，为此，晚上睡觉时，有的同志就干脆用背包带连床带被褥都捆在身上。
基地的后勤保障也很困难，马兰基地的所有人员，从将军到士兵吃的食物都是从内地运过去的。由于新鲜食物无法保存，他们能吃到的蔬菜很少，肉、鱼、鸡等大部分都是冷冻食品或罐头；还有黄豆、粉条、海带等。平时的食堂饭菜也很简单，基本上是土豆、白菜、萝卜“老三样”。
在戈壁滩上，最宝贵的还是水。基地人员喝的水，都是从上百公里外的河里拉来的苦咸水。为了节约水资源，每个人的用水都是定量供应，每人每天就一盆水，早晨洗脸刷牙，晚上洗脚，然后将水就地倒在空气极为干燥的帐篷里，很快就蒸发了。
说到“马兰精神”中“艰苦奋斗”这四个字，马国惠将军向我们解释了背后更深层次的内涵。或许在外人看来，“艰苦奋斗”指的是环境上的和生活上的“苦”，或者指的是工作上加班加点的“累”。其实，对科研人员来说，条件更为“艰苦”、更需要他们“奋斗”的，还是在专业技术方面。50年代末、60年代初，我国是“一穷二白”的状态，核试验技术方面“一无图纸、二无资料”，他们只能跟踪美国公布的解密资料，从字里行间分析数据，“猜”数据背后的方法，在独立思考的基础上，集体讨论，集思广益，最后才能做出总体方案，开始设计、加工、采购、组装、调试、修改，经过若干次反复，直至最后圆满完成。另外，在“突出政治”的背景下，那时候的人政治压力也非常大。每次核试验任务，上级批准总体方案后，因为核试验不“等人”，就必须要加班加点地加工、调试，以保证在规定时间内完成任务。
无私奉献，做隐姓埋名人
“献了青春献终身，献了终身献子孙”，这是大部分参加核试验工作的人员一生的真实写照。
每当说起“马兰人”无私奉献的故事时，马将军总是深有感触，也常常无奈叹息。有太多的人为了核试验事业奉献了自己的一辈子，这些人默默无闻，这些人甘为人后。有些牺牲往往在无形中影响着他们的一生，甚至影响着他们子孙后代。
“隐姓埋名”，这是刚刚参加核试验的工作人员必须要做的事情。核试验工作属于高度机密，最初参加工作的他们不得不瞒着所有人，他们上不告父母，下不告子女，在“与世隔绝”的戈壁上，做着连亲人都不知道的“惊天大事”，一干就是几十年。
马将军说，大部分年轻人被派往基地后，与恋人长时间无法见面，由于保密要求也无法通信，最终只得无奈分手。这些人中有的直到退休后才找到伴侣，有的甚至一辈子都没有结婚。而已经结了婚的人，大部分也都是两地分居，常年不能见面，很多同志妻子分娩时不能在身边，子女也无法照顾。很多同志不能尽孝父母，甚至不能送终。有的夫妻二人工作都忙，子女的教育就这样被耽误了。参与核试验工作的人大部分都是优秀的高材生，但他们中很多人的儿女连大学都没有考上，工作也十分平平。后来老战友聚会，有些人甚至连车票都负担不起。有一幅对联：“举杯邀月，恕儿郎无亲无义无孝；献身国防，为祖国尽职尽责尽忠。”说得特别贴切，也是当时马兰人的真实写照。
说到这里，马将军给我们讲了两个人的故事。现年94岁高龄的副所长孙瑞蕃研究员曾经是光学测量研究室的主任。工作兢兢业业的他为戈壁滩奉献了20年的光阴，培养了很多专业技术将军和专家，但因为工作繁忙、无暇顾家，孙老的儿子、女儿学历都不高，工作也很一般，而他自己的级别也一直没得到提升。
已经去世了的董寿莘教授，在基地干了近30年的时间，他不仅带领团队研制出了地下核试验的大钻机、小钻机，许多初创时期的项目、论证也都是他提出的。虽然做出了巨大的贡献，但他的待遇也一直没有得到提升，这位调来就是副军职待遇的三级教授，在基地的职务也只是正师职的副参谋长。年轻时身体非常健康、十分能吃苦的他，晚年却患了小脑萎缩，在87岁时与世长辞。
还有很多甚至连名字都不被人知晓的工作人员，在“隐姓埋名”干了一份轰轰烈烈的“大事”后，又继续成为不被人知晓的人物，过着平凡的生活，做着更加平凡的事。仿佛那些曾经的轰轰烈烈，都与他们丝毫无关。“艰苦奋斗，干惊天动地事；无私奉献，做隐姓埋名人。”这句话究竟有多贴切，恐怕只有当事人才能懂得。
“老兵不死，只是凋零。”麦克阿瑟的这句名言，用在曾经为中国核试验事业默默奉献的人身上，或许再适合不过。
（转自：科学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