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中国科学院大学人文学院科技史与科技考古系教授王昌燧出版了新书《科技考古进展》。初看书名，大多数读者容易将其理解为一部富含精美文物照片的考古学著作。然而事实并非如此，尽管书中展示了少许文物，但其主要内容却是用自然科学方法研究考古遗存获得的丰硕成果。毫无疑问，这是一本自然学科与人文学科交叉领域的专著。
科技考古究竟属于社会科学还是自然科学的争论一直没有停歇。尽管许多事例表明，科学发展到今天，重大成果常常产生于交叉学科，但基于传统学科的相关政策几乎看不到丝毫向交叉学科的倾斜。在这一大背景下，科技考古研究者与其他交叉学科领域的研究者一样，长期面临着难以想象的窘境。
对此，王昌燧呼吁：“科技政策制定者应当站在战略高度关注具有发展前景的交叉学科生长点，给予切实的支持。”
社会科学VS自然科学
对于科技考古领域的科研人员而言，科技考古究竟属于社会科学还是自然科学的争论，不仅是一个理论问题，还是一个极为现实的问题。
申请经费是科学研究的前提。王昌燧回忆：“我刚开始申请自然科学基金时，研究领域被认为是社会科学。而到社会科学领域申请基金，又被认为是自然科学。”这样的尴尬境遇几乎在每一个科技考古研究人员身上都发生过。
王昌燧告诉记者，基于科技考古前沿领域的预测，更考虑到中国科学院资环局和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地学部的相对宽容，他在调至北京后，毅然将团队的主要研究方向转变为环境考古、生物考古和农业考古。
几年后，事实表明，该团队从事这些领域研究的成员都获得了基金的资助，一定程度上，保证了相应成果的产出。
即使如此，王昌燧仍然感到，和传统的地学研究人员相比，科技考古研究人员要想获得地学领域的经费资助，难度还是要大很多。“这很大程度依赖于专家个人对某项研究的认识。”他说，“这不是政策性的支持，具有偶然性，很难保障科技考古学科的长期、稳定发展。”
令王昌燧感到欣慰的是，从去年开始，国家社会科学基金专门设立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交叉的重大项目。“每个项目80万元，虽然经费不多，但都列为‘重大’项目，反映了对交叉学科的高度重视。”
有关“交叉”的蝴蝶效应
在大多数科研人员看来，获得国家科研经费的资助不仅具有经济上的意义，更是衡量科研水平的指标，重要程度甚至超过了发表论文。这在当今的中国科研界，已经成为一个不成文的标准。
延续到申请国家科研经费上，便是蝴蝶效应的开端。
周科（化名）自2006年起开始在中国科学院大学人文学院科技史与科技考古系从事科研工作。他的工作是利用X射线、同步辐射等物理技术检测古代材料，至今已经在国际刊物上发表了十多篇SCI论文。
然而，正是由于身处交叉学科，周科一直没能获得国家科研项目的资助，也迟迟未能在职称上获得晋升。“没有项目，职称上不去；没有职称，又增加了经费申请的困难。接下来应该怎么办呢？”周科对自己的职业生涯感到困惑和无奈。
这个关于“交叉”的“蝴蝶效应”不仅成为科研人员职业生涯的障碍，还有可能成为阻碍学科发展的“拦路虎”。
国产科研仪器的低迷便是一个典型案例。在强有力的财政支持下，中科院化学所分子纳米结构与纳米技术实验室在国内率先研制出原子力显微镜。不过，在该实验室副研究员袁景和看来，如果没有财政支持，则没有人愿意接手仪器研发的任务。
“仪器研发是一个典型的交叉学科，还涉及转化应用，牵涉的精力远比发表论文要多。”袁景和向《中国科学报》记者解释，“科研人员可以半年发表一篇论文，但可能三年未必能研制出一台仪器，没有成果根本待不下去。”
领军人物也烦恼
交叉学科的尴尬有时也在科技领军人物身上发生。
我国航天医学工程领域领军人物陈善广是一名在本领域声名显赫的研究人员，曾于2011年当选国际宇航科学院院士。
陈善广曾在接受《中国科学报》记者采访时指出，航天医学工程是一门以航天医学和航天环控生保工程为主线的医工结合、多学科交叉的综合性学科。
令不少航天医学领域研究人员感到遗憾的是，陈善广两次参评院士均遇到“领域不合适”的尴尬。当时，曾有媒体评论“培养出航天员却选不出院士”，从一个侧面反映了交叉学科发展的艰难处境。
陈善广解释，他在机械与运载工程学部参评，但自己的研究对象又不是火车、飞机、火箭，而是飞行中人的医学与工程问题，“差距实在太大”。
无独有偶，敦煌研究院前副院长、中国第一位文物保护科学博士李最雄也碰到过同样的问题。他所从事的文化遗产保护科学在当年被划进了土木工程领域，最终，20多个评委只有7人给他投了票。
无论是普通科研人员还是领军人物，都遇到了交叉学科发展中的尴尬境况。他们呼吁，顶层设计中应当看准交叉学科的创新增长点，并为这些交叉学科设立长效发展机制，才能从根本上解决这个问题。
《中国科学报》 (2013-08-01 第1版要闻)
（转自：科学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