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北京的星巴克，潘忠礼博士打开笔记本，和远在大洋彼岸的妻子张瑞红取得了视频联线，两人一起，与《环球》杂志记者聊起了人才这个话题。
潘忠礼是第一个获得“美国农业部青年科学家奖”的华裔科学家，他是生物与农业工程学专家、在食品安全领域的技术研发引人注目。2008年，他又获得了“美国青年科学家总统奖”，这是美国政府为青年科学家设的最高奖。2009年3月，在“影响世界华人大奖”的领奖台上，一同获奖的文学泰斗查良镛和诺贝尔化学奖获得者钱永健都对他说：“谢谢，你让我们吃得更放心了！”
就像一个童话故事，科学界的王子也拥有一位科学界的公主，潘博士的妻子张瑞红教授是美国农业生物工程学会青年学者奖的第一位女性获得者，他们两人先后担任华人农业、生物与食品工程师协会主席。
在对话的过程中，两位科学家不断提到“兴趣”是一个人成为人才的必要条件。通过视频，记者正好能看到他们的小女儿，拿着画板躲在妈妈的身后，悄悄地画着什么。没有人打扰她的自娱自乐，也许，这种对孩子的尊重和“纵容”，正是对她成才最大的帮助。
“人尽其才就是人才”
《环球》：人们常说，二十一世纪最缺的就是人才。那么，你认为什么样的人才能被称为人才？中美两国的人才观有什么不同？
潘忠礼：不同时代、不同社会对人才的确有不同的理解。中国很多人认为大学毕业、特别是知名大学毕业就是人才。但在美国，人们普遍认为只要你适合做某一方面的工作，那你就是这方面的人才。在美国，人才的标准并不看重学历背景，也不在于知名与否，关键是看能否为社会做出贡献。就我自己的理解，只要一个人能够人尽其才，就是人才，尽管不一定是精英人才。
《环球》：现在很多大学生甚至是研究生连工作都找不到，更不要说人尽其才了。在你看来，为什么会这样？
潘忠礼：首先，从学生的角度考虑，大学生应该努力符合社会的需要。学生找工作的时候，无论是企业、事业还是政府部门，他应该能够告诉这个部门我能给你做出什么贡献，而不仅仅是展示从哪个大学毕业。其次，从用人单位的角度看，企业不应该为节省开销而在雇佣人才上省钱，企业应该更好地看到知识的价值而不仅仅是劳动的价值，更好地认识并发挥大学生的作用。
有一个企业老总曾很自豪地跟我讲：我招来大学生，首先就要他们到车间里扫地去。这就是浪费。一个企业既然招了人，就应该人尽其才，应该用他的知识创造更高的财富。原来我们认为只要吃苦耐劳，就能为企业创造价值，但是现在，是靠知识技术来为社会创造价值，只有知识才能使企业在竞争中具有优势。
“兴趣决定了一个人的快乐和对事业的付出程度”
《环球》：大学是精英人才培养的一个重要环节。但其实人才的培养并不只是从大学开始。美国之所以出了许多精英人才，是跟整个教育体系分不开的。你认为美国教育体系有哪些过人之处呢？
潘忠礼：你说得很对。人才的培养总是可以追溯到中小学甚至幼儿园的教育。总体来说，美国的教育更鼓励学生的创新参与和领导能力的培养，而不仅仅是为了应付考试。举个例子，比如学习世界史，美国的中小学老师会让孩子们去选一个比较感兴趣的历史人物，进行角色扮演，比如我儿子当年就扮演秦始皇，还借了服装来穿。扮成不同历史人物的孩子相互用历史知识进行交流，这样一是亲切，二是容易记得住。
张瑞红：中国的传统教育是一种服从式教育，老师让做什么就做什么，比如说小学里老师喜欢让孩子们把手背到后面去，这样造成的结果是学生越来越不敢讲话，总是怕说不对，这样就很难有创造性思考，导致很多学生到美国留学之后，一直去猜测迎合导师的想法，而不是去向导师提出问题。在美国，教师说话比较直接，他认为不对的会跟你讲，你有不同的意见他也会跟你去讨论。这样不但解决了心中的疑问，而且还培养了交流能力。现在的很多工作不是一个人能做的，需要一个团队沟通合作。美国教育把这一点放在了靠前的位置，这很重要。
《环球》：但是很多人认为美国的中小学教育要比中国的差。你怎么看待这个问题呢？
潘忠礼：通常人们会发现美国的中小学基础教育同中国相比会差一些。但总体上，美国学生的动手能力和解决问题的能力更强。尤其是读研究生的学生，整体素质比较高。更重要的是，美国的学校很看重对学生兴趣的发现、培养和保护。大多数学生是因为对科学研究具有浓厚的兴趣而上学或者深造，而不是只是为了将来找一个好工作而上研究生。浓厚的科学研究兴趣，加上良好的教育和科研环境，是美国科学技术创新和造就精英人才的基本条件。
《环球》：也就是说，兴趣和热爱是年轻人最好的老师？
潘忠礼：是这样的。不管是学习还是工作，没有兴趣就去做，就会有一定的盲目性。在美国，不光是大学生，还有许多中学生，都会到大学的研究室和研究生一起工作，或者到公司里去实习。这样，在没有择业之前，他们就会对这些学科和工作有一些了解。举个例子，我所住的区域有一个高中，老师让学生花6个小时，去找任何领域的工作人员，跟着他工作，不需要做什么，只需要记录工作过程就可以了。找到我的这个学生对工程一点也不了解，他对艺术比较感兴趣。但他跟了我6个小时后，说潘博士，我觉得你的工作给我们的生活带来了很多好处啊，他就开始对工程感兴趣了。
再比如，中国的大学现在本科阶段有一百多个专业，学生上大学之前很难清楚将来学的到底是什么。在美国也有这个问题，但他们的大学每年都有一个对社会的开放日，告诉公众他们都在做哪些科学研究，为什么要做这个科学研究，这个科学研究对社会有什么影响，家长和孩子也可以和教授有深入的交流。这样就在一定程度上避免了学生选择专业的盲目性。另外，大学对学生的兴趣是非常尊重的。学生学了一两年后觉得对其他的方面更感兴趣，可以比较容易地转专业或者学校，学习能力比较强或者有兴趣的可以提前毕业，有一些学习比较慢的也可以推迟毕业。兴趣决定了一个人的快乐和对事业的付出程度。
《环球》：过去的几年里，我们看到许多校园暴力和学生跳楼等事件的报道，这是否跟缺乏快乐教育有关呢？
潘忠礼：谈到这里，我想说的是，除了兴趣和快乐，自信心的培养也很重要。学生更多的是需要鼓励。美国学生自信心很强，有自信才有更好的想法。在美国，学生们做同一件事，做得好的受表扬，做得不好的，老师也会说挺好的，但是努力一下，能够做得更好。在美国班里没有班长和课代表，大家愿意参与的话，就组织一个俱乐部，学生们都可以去竞选。不是我看着你行，才去培养你。
美国学校倡导的座右铭基本上都是让人去尊重别人，这样社会上才能形成一个相互尊重的氛围，大家都比较有自信，跳楼的可能就相对少了。如果社会使一个人没有希望没有位置，那他跳楼的概率就更大。在美国，有一些家庭比较困难的学生，不得不去上一些州立大学或者二、三流学校。但他在这个学校上了两年，如果成绩优秀，也可以转校到好的名牌大学，像奥巴马就是这样。美国的教育制度允许不同层次的学生都有机会进入高层次。在某一阶段你没有显现出你的能力，在另一阶段仍然给你机会，这样公平的机制也是使大家心态比较平和的原因。
还有一个需要考虑的是社会责任感的问题。亚裔的学生，学习压力比较大，对导师不满意的时候，采用的手段比较容易极端，不习惯反省自己，而是认为别人做错了。这是一种缺乏社会责任感的表现。美国的家庭从小就注重培养孩子对社会的责任感。我儿子十岁的时候，每天放学之后都要去送报纸，周末的时候天不亮就要起来。美国大学在招生的时候也会看你有没有社会责任感，比如在上小学中学的时候有没有去为老人服务，通过这些可以反映出这个学生关不关注社会，还是只关注学习。
“先要把人做好，知道自己想干什么”
《环球》：现在一方面有许多中国学生到海外留学，另一方面一些“海龟”在国内又很难找到工作，你觉得这是不是说不是每个人都适合留学？或者说一些人的留学是一种“过度教育”？
张瑞红：我认为每个人有机会的话，都应该出来走一走。不管以什么方式出来，不管以什么目的出来，他或她所接触的思维和文化都不一样，在这种接触过程中他们会更好地看到和发展自己的兴趣。我觉得我会鼓励国内的学生走出来，不管是什么目的，不管是否留下来，留学的经历对年轻人都是有利的。
《环球》：就你个人的经历来看，你有什么经验可以告诉那些即将出国留学的年轻人？
张瑞红：我觉得每一步路都有每一步的机会，对于那些准备出国的人来说，最重要的一是要踏踏实实学习好做人，二是要时刻了解自己的兴趣在哪里。出国留学不是非要追求什么利益不可，也不见得光是聪明就够了。先要把人做好，知道自己想干什么，这样成功的机会才会更大。
《环球》：现在许多在美国成才的学生不愿意回国来工作，有人认为这是不爱国的表现。你如何看待这个问题？
潘忠礼：我个人认为中国学生留在国外还是回国工作，这和爱不爱国没有必然的联系。实际上，中国留学生在国外学习和接受教育，通常所在国也并不会认为他们培养了你，你就应该留下来。现在中国也接受很多国家的留学生，这种国际间的交流将会越来越多，中国也从来没有要求这些其他国家的留学生学成后留在中国。我想最重要的不是在哪里工作，而是怎样才能使一个人充分发挥其聪明才智，为社会做出最大的贡献。毕业后回到国内工作固然可以为中国的发展直接做出贡献，但留在国外工作的许多人也可以起到在中国工作所起不到的作用。他们对促进科学技术和文化的交流，也起到了巨大的作用。
就我们个人来讲，我们现在在国内的一些单位都有兼职，我们的实验室里也有来自中国的学生和学者，大家一起为推动中国在国际上的科学技术、教育和商业上的合作都在发挥积极的作用。我可以肯定地讲，如果我们当时毕业后马上回中国工作，我们现在所发挥的作用可能是无法实现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