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羡慕毕业答辩的人了！”小江是北京某研究所生化与分子生物学专业的博士生，学业压力让小江经常在QQ上面向来往过客倾诉苦水，这是她QQ空间里5月31日的心情记录。
“最近吃了中药，知柏地黄丸，我变得好温和了。”她告诉《科学新闻》记者，“所里要求是硕博连读生要发（期刊影响因子）3.0的文章，可是我们的课题很麻烦，我死活还是没有得到（预计的）突变株。”
而所里最近的新发情况让小江胆战心惊。所里有一个同学患肝硬化去世了，还有另一个同学得了白血病。他们都是在向SCI（科学引文索引）进军的最后冲刺阶段倒了下来。“我很多年都是亚健康状态啊，看别人俩月就死了，我还是赶紧看病去，万一不小心把小命丢了可惨了。”
要是没有SCI文章就没有资格向所里申请答辩，那就当然不能毕业。这才是小江所真正忧虑的。
引用悲欢录
就在小江对SCI论文充满忧虑的时候，也有一批人欢欣鼓舞，尤其是中国科技期刊的编辑们。2009年6月20日，汤姆森路透集团最新发布了2008期刊引用报告（2008 Journal Citation Report，简称JCR），立刻得到了广泛的关注，科学网相关讨论博文的浏览量超过平均数的数百倍。2008年有34种中国期刊被新收录进SCI，这意味着一大批为了追求置身于SCI名录的论文将投向这些期刊。虽然这些论文或者期刊难免良莠不齐，但是对于跻身SCI的期刊编辑们而言，这至少是可以吹嘘的谈资。
当然，得益最大的自然是利益链顶端的汤姆森路透集团。对SCI论文收录和引用情况的查询，都要通过它开发的价格昂贵的Web of Knowledge系统。只要SCI是学术评价中的核心因素，各大高校和科研院所的图书馆就必须购买这套动辄数十万元的系统。难怪，曾有人说1992年兼并美国科学技术情报研究所（Information Sciences Institute, ISI）是汤姆森历史上最划算的事情。
ISI由加菲尔德（Eugene Garfield）在1960年创立。其最大的功绩也就是在该所成立的第二年开发出了SCI系统来反映科技文献及引文关系情况。SCI覆盖学科范围广泛，有数、理、化、工、农、林、医等大部分学科，其中生命科学及医学所占比例最大。
SCI系统基于如今在美国东部心情愉快地养老的加菲尔德老先生提出的以其名字命名的引文分析定律，即大量(70%左右)被引用文献出自少数期刊，其余少数被引用文献则分散在大量期刊上，而这些核心期刊可以用至少500种期刊建立起来。
与SCI密切相关的是对世界权威期刊进行系统客观评价的工具JCR，通过对来源于ISI的SCI和社会科学引文索引（SSCI）的数据进行分析，JCR收录了世界上各学科最具影响的7000多种期刊，这些期刊涵盖了200多门学科。根据最新的2008版JCR报告，SCI收录了6598种期刊，而上一次，这一数字是5893。JCR报告每年出版一次，其中会公布新收录入SCI的期刊名称、这些期刊论文之间的引用和被引用数据，以及每种SCI期刊的影响因子（Impact Factor）、五年影响因子、期刊半衰期等。
“何时SCI害你”
期刊的影响因子指的是该刊过去两年中所发表的论文被引用的总次数与发表论文总数之比。影响因子越高，表示该刊的论文得到的引用越高，也就是越得到科学界的关注。
英国《自然》杂志的影响因子从去年的28.103上升到最新的31.434，维持了自己作为首要科学周刊的地位。在《自然》网站该报道下面的一条评论中，读者则反映了另外的观点：“影响因子不重要，重要的是《自然》保持了它一贯的水准，这是科学界争名逐利的环境中唯一的亮色。”
然而，就在JCR报告新鲜出炉不久，北京大学生命科学学院院长饶毅教授在其科学网博客发表博文《提醒年轻人：何时SCI害你？》。饶毅认为，SCI在中国科学和教育界长成了一个畸胎瘤。这篇文章在2009年6月23日发表，截至6月30日晚9点，浏览量已经达到21046次，评论达到138个。
同时，青年化学家王鸿飞在其科学网博客发表《也说说SCI与学术标准》，文章认为，SCI数据并不总是能够帮助外行作学术评价，而且迷信它在不少时候还会危害自己。这篇文章的浏览量在短短7天也达到了8000多次。
SCI异化史
20世纪80年代末，南京大学首次把SCI作为科研评价的标尺。从某种意义上开启了中国科研评价的定量时代。 据南京大学当时的校长曲钦岳院士介绍，这样做主要基于两个原因：一是当时处于转型期，国内学术界存在各种不正之风，缺少一个客观的评价标准；二是在某些专业国内专家很少，国际上通行的同行评议不现实。引入SCI的目的，是用量化指标引导科研人员注意在国际学术期刊上发表论文，提高学校的学术竞争力。
合肥工业大学吴家桂认为，尽管SCI的初衷是提供一种全新的文献检索工具，但由于它从文献相互引证的角度进行编排，因此很容易利用引文分析法评估文章的学术价值，并可以有效地揭示过去、现在、将来的各项研究之间的内在联系。
然而，时至今日SCI已经“声名不佳”，科研界的舆论一次次把SCI看做是一个异化的指标。
在SCI刚刚被引入中国学术评价体系时，学界曾高呼这表明中国对研究机构和研究人员的评价以行政手段为主的行政评议阶段结束了。
但是，在不久前《科学新闻》主办的评估科教人才高层研讨会上，清华大学的施一公教授则尖刻地指出，中国唯SCI马首是瞻的情况，恰恰是因为学术界的考评由缺乏专业能力的行政官员来决定，后者只能依靠量化的考评工具。
饶毅也写道：“只有偷懒、或者不懂装懂的人，才用SCI来评价人。”
而在考评的过程中，把通过以论文的引用情况来确定学术质量，简化为依照发表该论文所在的期刊的影响因子来评价论文质量，则进一步让SCI对中国科学的影响走火入魔。
中华医学会期刊的总编辑游苏宁形象地将SCI形容为Stupid Chinese Index（愚蠢中国人索引），而中科院计算所所长李国杰院士更是戏谑地评价“SCI成了Stupid Chinese Idea（愚蠢的中国式观念）”。
无奈的抱怨
每年中国科学技术信息研究所都会公布中国科技人员SCI论文的情况。在其2008年12月发布的《2007中国科技论文统计结果》中介绍，2007年中国科技人员发表SCI论文9.48万篇，占世界总数的7.5%，排在世界第3位，处于美国和英国之后。
尽管该统计结果称中国国际科技论文影响力跃升，但结果公布不久就爆发了垃圾论文的争议。而每年这个时候，几乎都会爆发类似的争议。
但对于SCI的非议，《自然科学进展》编审任胜利表达了无奈：“期刊界虽然有看法，但没办法，毕竟能否进SCI对稿源的影响十分明显。如果一份英文版期刊不进SCI，那简直就是无米下炊。”
中科院上海植物生理生态研究所研究员王天铎告诉《科学新闻》，SCI对中国的期刊收录得太少，不同学科之间收录数相差极大(化学领域收录了15种，农业科学一种都没有收)。因而把SCI期刊都当做高水平期刊，把非SCI期刊都当做低水平期刊是不对的。
任胜利也说：“不知道是基于影响力还是数据库收录方便程度的考虑，SCI近年来在大力打压中文版期刊。尽管期刊部主管Testa博士否认SCI有歧视非英文期刊的嫌疑，但实际情况是：2008年SCI新收录的中国期刊均是英文版。”
SCI来生
“SCI对中国急功近利的风气推波助澜。”饶毅认为，讨论SCI是有关中国学术发展的重要问题，它直接影响中国科学家以什么为目标，各级管理机构和行政人员鼓励和支持什么。
饶毅特别提出：“我提倡不要依赖SCI，而重视学术内容，反对SCI政绩工程。”
饶毅提到的SCI政绩工程，即国内很多单位，为了评奖、毕业、分成果……把论文的SCI算到小数点后几位。一些高校或科研机构会给予高影响因子期刊文章重奖，甚至达到几十万元至百万元，并且校长会为之亲自颁奖，而校长给教育部汇报的成绩，会特别强调论文在哪个杂志发表。饶毅认为这些“不仅无意义，而且浪费时间”。
中科院理论物理所研究员李淼持类似看法：“基础研究不要太看Science、Nature是对的。在国外，你只要把文章发表出来就行了。”
中国工程院院士、中科院高能物理研究所研究员叶铭汉告诉《科学新闻》，在招收博士或者博士后的时候，不应看其文章多少，而要看其文章质量。
他强调：“论文不一定能够看出文章是不是他自己的，只有跟他一起工作才能知道其能力。”
饶毅在博文《“拜杂志教”配“政绩工程”的后果》提到自己在北大生科院的相应改革。他说，在今天的北京大学生命科学学院，推崇SCI的风气尚未完全消除。“我坚持不按当年SCI点数发奖，也不按一年的SCI分配研究经费，我希望看有什么有趣、有意义的研究提议，或者可以经过时间检验和同行共识的成就”。
饶毅说：“希望北大生科院能远离落后的、不动自己脑筋（依赖他人）的标准，尽量使用更适合科学规律的标准，提高我们的真正科学研究水平。”
在《科学新闻》主办的评估科教人才高层研讨会上，天津大学张春霆院士认为，SCI不能代替同行评议以及对其创新内容的具体分析和历史检验。小同行什么指标都不需要，什么评议都不需要，谁的水平怎么样，跟明镜一样清楚。
而在不得不作“中同行评议、大同行评议、甚至外行评议”的时候，合理的评价指标只是起到重要的参考作用。张春霆认为，相比以发表论文的SCI期刊的影响因子来衡量学术质量，H指数（high citations，指在一定期间内发表的论文至少有H篇的被引频次不低于H次）要合理得多。
王鸿飞也赞同H指数更加可取。他写道：“如果把某个领域某些科学家的工作从文献中全部清理出去，这个领域的知识不仅不会有什么损失，而且甚至还会减少这些文献给人们在很多似是而非的问题上带来的困扰，那么这些研究就可以被认为没有实质性的意义。反之，如果除去这些文献之后这个领域的知识的确会有明显的缺损，或者发展过程会被明显改变，那么这些工作就有重要的意义。”
（转自：科学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