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钟南山建议在大量接种疫苗之前，最好先适当进行一些试点 |
9月10日，北京市的489家达标免疫接种门诊开始为60岁以上老人免费接种流感疫苗。按照中国卫生部的计划，参加国庆游行的人员都将优先接种甲型H1N1流感疫苗。北京一些中学老师也已经开始给学生家长发短信动员学生接种疫苗。
全球各国疫苗接种都已进入倒计时。7月，美国政府采购了1.95亿支流感疫苗，耗资近20亿美元，预计将在10月中旬开始疫苗接种。欧洲国家同样不甘落后，英国、德国等纷纷表示必要为境内全体居民都准备好足够的疫苗，“德国境内每一个人只要想得到流感疫苗接种都能如愿，”德国卫生部长乌拉·施密特说。
但是，对于即将进行的大规模人群接种疫苗，中国工程院院士、广州市呼吸疾病研究所所长钟南山和北京协和医学院公共卫生学院院长、流行病学教授黄建始都持保留态度。
中国在全球最早应用疫苗
尽管美国9000多人患甲型H1N1流感，死亡不足600人（与之相对比的是，美国每年季节性流感平均死亡人数为3.6万）。英国感染人数不到1万，死亡15人。截至目前，中国患甲型H1N1流感病例为5000多例，而且无死亡病例。但这场全世界范围内的大规模疫苗免疫计划还是如火如荼地展开，其根源也许在于世界卫生组织专家预测未来数月内全球甲型H1N1流感病例可能呈现“爆炸式”增长。
美国总统科技顾问委员会也估计，今年冬天甲型H1N1流感的暴发将导致美国3万到9万人丧生，其中并不包括每年因普通季节性流感引起的3万例死亡。
黄建始认为，所谓秋冬季可能到来的第二波甲型H1N1流感高峰，是一种旧的经验，对于如今生活在空调环境下的人们来说，实际上四季都可能是流感季节。人的行为改变了疾病的传播方式，“我们应该相信科学，而不是依赖技术。”他说。
对于全球范围发起的这场疫苗战役，英国医学会Peter Holden博士相信，这很可能是历史上自1962年天花预防接种之后最大规模的一次疫苗接种。
目前，中国已经储备了第一批1300万支甲型H1N1流感疫苗，成为国际上第一个可以应用疫苗的国家，疫苗接种方案原则也已经确立。
对于疫苗可能产生的不良反应，香港大学微生物学系教授管轶表示值得关注：“中国内地疫苗的标准和国外的标准有较大距离，而且现在又是加班加点地赶工抢时间……”
钟南山则对媒体表示：“我觉得还需观望，疫苗安全性问题的观望时间还要更长一点。”钟南山建议在大量接种疫苗之前，最好先适当进行一些试点，毕竟疫苗在临床还是存在一定比例的不良反应。
1976猪流感疫苗阴影
进入9月，在北半球，流感专家担心的凶猛的“第二波”流感疫情尚未现身，这多少令人想起1976年，当时美国卫生、教育与福利部部长F·戴维·马修斯也同样信誓旦旦地预言：“今秋将会出现大规模流感。我们将会看到1918年的流感病毒重新出现。预计这种病毒将在1976年杀死100万美国人”。然而最终伤害、甚至杀死美国人的，却是针对这种病毒的疫苗。
事情发生在1976年1月，美国陆军在新泽西的一个军营中，一个年轻的新兵戴维·刘易斯感到头晕、恶心、无力、发烧、肌肉疼痛，数天后，他死在了基地医院。虽然直到20年后刘易斯的死因还存在争论——究竟是因为他感染了一种杀伤力极强、毒性极大的流感，还是其实他感染的流感病毒并不厉害，只是在病毒血症正厉害的时候，参加了冬天一整夜的全副武装的强行军。无论如何，他已经在历史上被认为是美国第一例死于1976年猪流感的病人。
在刘易斯死去的那一周，同一个军营中又有几个人害了同样的病症，数十名新兵对甲型H1N1病毒呈阳性反应。通过分析，美国疾病预防与控制中心(Center for Disease Control and Prevention, CDC)确定这次流感病毒为甲型H1N1亚型，而当时世界上流行最广的流感病毒是甲型H3N2。CDC专家判断，这是1918年大流感病毒的变体。由于有研究者将1918年大流感定性为“猪流感”，因此在当年2月，CDC专家宣布，他们发现了猪流感。他们决定，应该立即开始研制猪流感疫苗。
尽管到了3月中旬，全世界各种类型的流感都在迅速下降，即使新泽西的那个军营也不例外，但疫苗问题早已被提上了议程，3月24日，当时的福特总统举行全国电视记者招待会，要求国会立即拨款1.35亿美元，研制、生产2亿份猪流感疫苗，供美国全民接种。而CDC也将全国流感疫苗接种计划的启动时间定在了10月1日。
在整个5月、6月和7月初，美国政府争论的不是疫苗接种与否，而是如何顺利完成生产任务，并在秋季到来以前动员地方卫生当局和公众。
政府宣称到秋天来临，猪流感将会席卷重来，如同大举屠城，上千万人将因此倒下，上百万人将不幸死亡，而唯一可以依靠的只有疫苗。然而民众对此却并不领情，1976年9月举行的盖洛普民意测验显示，93%的成年美国人知道什么是猪流感，却只有不足53%的人表示愿意接种疫苗。
随后，疫苗如期接种。到12月中旬，同猪流感有关的死亡和患病人数共计近300例，其中一大半只限于头痛和低烧。然而，4000万注射疫苗的人中却有500多人出现了严重的副作用——“吉兰—巴雷综合征”（Guillain-Barre syndrome），其中25人死亡。这是一种非常罕见的神经失调综合症，没有人知道发病原因和治疗方法，也没有人可以解释为什么有的人瘫痪一个月后可以康复，有的人却永远瘫痪甚至死亡。
12月中旬，全美猪流感疫苗注射运动寿终正寝。
民众不领情
对于当年的事情，美国国家过敏和传染病研究所主任Anthony Fauci认为，当时美国政府最大的失策在于，在没有确定大规模猪流感真的发生的情况下就贸然大规模注射疫苗，结果“猪流感没有发生，疫苗反倒成为了唯一的危险”。
不过，Fauci表示他相信如今这种情况不会再发生，尽管“全世界都没有足够大规模的临床试验能够完全探查到一种罕见副作用的发生”，但他认为当前大流感正在发生，疫苗带来的好处要远远大过它的风险。
“国际上并没有明确规定，副作用率或死亡率达到多少就必须叫停，这也取决于副作用的严重程度等等。” 中国疾控中心科技处处长董小平对《科学新闻》说：“吉兰—巴雷综合征是一个极小概率事件，实际上很多疫苗注射都会出现副作用。以天花为例，天花的致死率远高于副反应的致死率，最终人们靠疫苗彻底消灭了天花。”
黄建始认为疫苗免疫是一个“两害相权取其轻”的抉择，如果是死亡率很高的疾病，比如狂犬病，那么即便疫苗存在不良反应也应优先考虑使用，而对于病死率很低的疾病，则可以根据不同情况采取不同的手段预防。
董小平强调，这次各国生产的甲型H1N1流感疫苗与1976年猪流感疫苗相比，生产工艺有了很大提高，而且各国都有了更加系统、严密的公共卫生监控网络，对于疫苗免疫发生的副作用将有更快、更好的反应。
然而，尽管疫苗注射带来的副作用只是“极小概率事件”，但1976年猪流感疫苗免疫行动已经深深刻在了美国公共卫生发展史上，很多学者对此进行了批判、反思，但每当遇到新的流感来袭，各国政府还是争先恐后地祭起疫苗大旗。
在各国第一批接种疫苗的高危人群名单中，孕妇和儿童都位列其中。然而不久前，英国一家网站上针对英国的妈妈和准妈妈们做了一次疫苗免疫的民意调查，结果半数人对接种表示了明确反对。结果显示，在孕妇中，48%的人断然拒绝接种疫苗，22%表示犹豫，只有6%的人坚决支持。而有不满5岁儿童的家庭中， 46%的妈妈们表示很可能或根本不愿让孩子接种疫苗，22%的人态度犹豫，只有5%表示一定会给孩子接种。
参与这项调查的总共有1458人，其中15%表示家里有甲型H1N1流感病人。英国《卫报》表示，这样的调查结果可能是由于人们普遍感觉甲型H1N1流感症状轻微，但这也表明，政府要说服人们接种疫苗将非常困难。
（转自：科学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