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周日是公务员考试时间，我认识的许多研究生参加了公务员考试，对其中三个人，我的触感很大，因为二年级末，她们的导师曾经想安排她们直升博士生，被她们拒绝了。

   不愿直升博士研究生而选择考公务员。这就使我想到这是博士社会经济地位远远低于公务员的社会表现。这可以从决策分析角度认识。

    研究生选择公务员而不愿成为博士，说明他们发现公务员的社会经济收益远远大于当博士成为专家。按决策理论决策最终获得的好处乘成功的概率除以获得决策成果的劳动构成效用量。对决策这来说，不同决策有不同的最终好处R，R的变化影响决策判据——效用。

   我们设公务员社会收益（好处）为Ro，现在投考公务员的人大约六十人录取一个，换言之，录取概率是1/60。投考公务员，大约要复习4个月，即1/3年的劳动，这样选择公务员的决策值个人效用可以表示为Ro*1/60/(1/3)。再看攻读博士学位，记博士的社会收益为Rd，推荐直升研究生，成功概率为1，直升研究生比硕士研究生要多学习2年，这样选择攻读博士学位的决策值个人效用为Rd*1/2。作为社会选择，研究生选择作公务员，就是公务员个人效用大于博士的个人效用，即

Ro*1/60/(1/3)> Rd*1/2

立即可得

Ro/Rd>10

   换言之，社会已经做出了选择，作为公务员的个人好处十倍于作为博士的个人好处。

   写到这里，我突然想到，当年吕不韦问父亲：“敢问父亲，耕田之利几何？”“劳作之身，其利十倍。”“珠玉之利几何？”吕不韦问。“珠玉无价，其利百倍。”“若得谋国，其利几何？”“谋国？”父亲大是惊讶，“邦国焉得买卖？何谋之有？”换一个角度看这段话，公务员之利在博士十倍以上，不是劳作可以解释的，不是公务员可能比博士都付出了劳动，而只能是公务员有了“珠宝之利”，“谋国之利”，公务员不作珠宝生意，所以他们的利益扩张来自于“谋国之利”，他们侵占了公共利益。问题是如果国家选择倡导大家都不去劳作，不去创新，公共利益从哪里来？博士之利不到公务员的十分之一，是一种国家失去创新力的前兆，一种国家衰退的起点。小时候看电影《李时珍》，李时珍的父亲逼着儿子考科举，要当公务员，因为李的父亲是名医，他深深感到作为一个自由知识分子——医生社会经济地位低下。明代的这种社会状况，最终导致了明代社会经济虽然发达，虽然让来自西方的利玛窦对明代文化、技术和结构的先进惊叹不已，但是无可奈何地出现了整个社会的衰退和异族的入侵。明的灭亡，具有《天工开物》、《本草纲目》这样科学成就的中国的落后，政治制度倡导年轻人追求当官，全民追求权势和财富，具有不可推卸的责任.

   中国社会似乎正在步明代的后尘，种种力量倡导全民追求权势和财富。“我愿天公重一抖，不拘一格‘用’人才”。

   我想我们的社会选择似乎出了问题。